1956 年，溥仪的第四位妻子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他，考虑到她与溥仪多年未见，破例安排李玉琴留宿一晚。这本来是善于之举，给夫妻二人一个交流的机会，却没想到李玉琴次日就下定决心要离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？
1956年冬，抚顺战犯管理所，李玉琴第六次来探望溥仪，管理所破例安排了一间干净的小房间，换上新的被褥，准备了热饭菜。
门轻轻关上，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。一盏昏黄的灯泡悬在头顶，他们坐在桌子两边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前五次见面，溥仪翻来覆去说的都是自己改造得如何好、什么时候能获宽大处理，从没问过她一句这些年怎么过来的。
这一晚，李玉琴鼓起勇气问了一个压在心底的问题：如果将来获释，你打算怎么生活？怎么和我一起组建家庭？溥仪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那一刻，她心里最后一点残存的希望彻底灭了，她望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男人，想起十五岁那年，日伪当局以“入宫读书”为名把她骗进伪满皇宫，封为“福贵人”。
随之而来的不是书声，而是二十一条家规：不许回娘家、不许见亲人、一举一动都被层层监视，她想见父母一面，要经过层层审批。
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，溥仪在大栗子沟抛下她和婉容等人独自逃往沈阳，后被苏军俘虏。
1946年2月，她住在通化一座楼里。通化二·三叛乱爆发那夜，一颗流弹击穿玻璃擦过左臂，她吓得缩在床底直到天亮，在医院养伤的日子，医护人员没有因她的身份歧视她——她头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平等。
那年4月，民主联军撤离长春前，一位干部告诉她：新社会了，妇女有婚姻自由，她想起被抛下的那天清晨，想起那道关了自己十年的宫门，毫不犹豫写下了离婚声明。
声明写下了，生活却没宽待她，为活下去，她用假名当过纱厂女工、保育员。
1947年到天津投靠溥仪堂兄，在前清遗老的道德绑架下守了六年“节”，吃剩饭穿旧衣。
直到1953年，她在长春市图书馆找到正式工作，读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，“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”这几个字像一束光打进灰暗的生活，她开始明白，自己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。
她把最后一点希望留给溥仪，五次探监，五次失望，这一夜她彻底醒了。天快亮时，她收拾好简单行李走出房间，清晨的阳光照在脸上，她感到这辈子从未有过的轻松，后来她在长春市图书馆工作直至退休，1995年，她写下回忆录《中国最后一个“皇妃”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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